事先做好萬全的準備，不是活得比較安心輕鬆嗎？
文／吉澤久子 譯／賴惠鈴 圖片來源／Pakutas cc0授權
以前和我住在一起的婆婆，即使過了九十歲的高齡，也經常一個人去逛百貨公司，是一位老當益壯的女性。只不過，出門的時候一定會把長子——也就是我丈夫和次男的名片放進錢包裡，走到哪裡帶到哪裡。
年紀一大，就很容易發生意想不到的意外，像是被只有一點點高度的台階絆倒，走著走著血壓突然上升等等。像這種時候，就要隨身攜帶可以馬上聯絡得上的親人名片。
一提到這種事，也有人會覺得「哎呀！妳還真慎重啊」、「說什麼三長兩短，太不吉利了」。老年人本來就很容易陷入負面的思考，為了積極、樂觀地活下去，也有人傾向於不去思考萬一有個三長兩短的情況。
但我的想法是，事先做好萬全的準備，不是能活得比較安心、輕鬆嗎？所以我每次出門的時候，除了帶上足以證明自己的證件、名片和通訊錄以外，還會把健保卡、醫院的掛號證、大體捐贈同意卡全都放進皮包裡。
還有一件「更不吉利」的事，那就是我在六十五歲的時候已經做好迎接死亡的準備，意即在律師的見證下，立好了正式的遺囑。
關於葬禮要怎麼辦、書要捐贈給誰、剩下的財產和房子以及急救措施等等，所有想得到的事項都寫在遺囑裡。
基於在只有至親好友的圍繞下，祥和地送走婆婆和丈夫的經驗，我在遺囑裡明確地交代了要幫我送終的人，當我死去的時候，不需要舉行告別式。
另外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不想靠著插管活下去，因為我認為那已經不能算是活著了。
換句話說，我不希望接受維生醫療，所以必須趁著健康的時候把這點寫下來。像是癌症，到了末期可能連聲音都發不出來，屆時可能會在非自願的情況下被插上導管，靠著醫學的力量繼續被迫活上好幾年。
而就算已經口頭告訴過親人關於維生醫療和葬禮的事，但是當事情真的發生，可能又會冒出很多人，一下子說不能這樣，一下子說不要那樣，所以口頭的約定是不夠的。
為了確實地表明自己的立場，也為了不讓身邊的人各執一詞，我認為趁著還健康的時候立好遺囑是有其必要的。
另外，我也簽署了大體捐贈同意書。
在立遺囑的時候，我透過朋友的介紹，去某家大學醫院做了健康檢查。當時得知給醫學生做研究的大體不夠之後，便當場索取大體捐贈的相關文件，回到家以後，仔細地看完，填好，寄回給大學醫院。
在考慮自己死後的事時，希望或多或少能為社會做出一點貢獻，所以外出的時候都會帶著那張同意卡。因為這麼一來，萬一發生什麼三長兩短，就算是因為工作去了外地，也可以在死後立刻將大體捐獻給當地的大學醫院，著實令人放心不少。
丈夫過世後沒多久，我就已經立好遺囑了。
送走了婆婆，又送走丈夫，當我下定決心要盡全力讓自己剩下的時間活得快樂些的同時，剛好也是我開始思考為死亡做準備的時期。換言之，我認為為死亡做準備，其實也是為活下去做準備。
順帶一提，當時為我預立遺囑的律師已經在這三十年的漫長歲月裡去世了，如今是由他的事務所接下這個棒子。
（本文摘錄自吉澤久子著，《人生，到最後都是一個人》，三采文化出版。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