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陳良基 圖／陳良基的創新筆記
編按：前科技部長陳良基陪伴太太王素梅走過憂鬱症，他的分享讓我們看見憂鬱症患者的家屬心情。當家人陷在憂鬱症中，太過樂觀可能造成危機，必須將之視為一場可能沒有盡頭的馬拉松，做好長期應對的身心準備。
心理學上有個叫做「樂觀偏誤」（optimism bias）的說法，是指人類的大腦天生傾向相信正面樂觀的事。心理學家做過一個實驗，讓200多個受測者想像未來會有什麼事發生在自己身上，結果發現大部分的人對「好事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推測都高於平均值，「壞事」卻低於平均值。
「樂觀偏誤」是人類大腦設下的陷阱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聽到：「我不會那麼衰吧？」「事情沒有那麼嚴重啦！」的原因。樂觀不是不好，但如果常讓樂觀偏誤的思維牽著鼻子走，會讓我們忽略身旁的危機。
我在大學課堂上教創新創業案例時也發現，太樂觀的創業者往往對困境衝擊的準備不足，無法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，撐不過危機；反而是設想過最惡劣的狀況，並且試著去面對的創業者，因為有了各種應變措施，比較能夠撐過眼前的難關。
過度樂觀 誤以為憂鬱症「沒有很嚴重」
之前我沒有正視憂鬱症的危險性，一直覺得應該沒有很嚴重吧！慢慢就會好了，沒想到差一點釀成人生中最恐怖的悲劇。所以，我不能讓自己再犯下「樂觀偏誤」的錯了。
2019年12月5日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，當時素梅已出院（編按：2019年11月王素梅因重度憂鬱曾試圖「離開」，幸而陳良基及時拉住16樓欄杆外太太的手，救援成功後住院），我翻開她尋求解脫前寫的煩惱筆記本，仔細地、一條一條的看著，感受到她掙脫不了憂鬱的心痛和無奈，也痛心於自己如此無知和不夠體貼。
眼淚順著我的臉頰流下，心裡非常的自責。我不能再樂觀地假裝一切都會好起來，我必須要慎重地面對素梅的憂鬱症。
素梅住院期間，主治的廖士程醫師影印了一些有關憂鬱症治療的論文給我，我也自行上網查閱憂鬱症的資訊，特別是憂鬱症防治協會的網頁。
我逐漸了解，我面對的不是普通的疾病，憂鬱症非常可怕，具有高度的危險性，必須要非常小心應對。從這些訊息中我也了解到，憂鬱症危機不會那麼容易解除，要做好心理準備，這不只是一段時間的煎熬，也許將成為一輩子的奮戰。（相關閱讀：人一輩子罹憂鬱症的機率比盲腸炎還高！不藥而癒是不切實際的期待，如何讓身心真正恢復健康？）
憂鬱的她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如果不會好怎麼辦？
出院後的素梅，在我眼裡，外表完全一樣，沒有任何改變，身體裡面卻是住著一個我幾乎不認識的人。
原本的她會為一點小事就笑得前俯後仰，脾氣非常好的她，永遠都是善體人意，笑臉迎人。但出院後，她臉上幾乎沒有表情，不論我跟她說什麼，她只會回答：「對」、「好」、「隨便」，似乎對任何事情都意興闌珊，完全不在意，也提不起勁來。
素梅非常愛唱歌，除了固定參加合唱團活動外，做家事時，我也會聽到她哼哼唱唱；當我伏案工作聽到她的歌聲，總是覺得非常安心。但是憂鬱症讓她的大腦跟聲帶失去連結，無法發出歌聲，她也不再唱歌了。
從前喜歡看的電視影集、小說，對她來說都不再有吸引力，大部分時間只是木然地坐著。
原本的她不知道什麼是失眠，很容易入睡；現在，不靠安眠藥加上抗憂鬱藥，就不知道如何入眠。即便有這些藥物的協助，也常常是藥效一過，人就醒來，而且醒來後並沒有疲勞紓解的清爽，仍是一副頭腦鈍鈍的樣子。更麻煩的是，倚靠藥物的睡眠，似乎不像自然睡眠，可以讓身心恢復能量，她的身心狀況愈來愈糟糕，很多本來身體可以控制的自主能力，竟然一一出現了問題。
皮膚的基本觸覺不見了，她摸到瓦斯爐上的熱鍋不覺得燙，等眼睛看到手上又紅又腫的燙傷，才知道摸到熱爐了。她出門散步被蚊子叮得滿腳都是包，也不覺得癢。腳上常有瘀青，她卻不記得何時撞到的。
她的腦部對交感神經的控制力似乎不斷降低。這些事實讓她很恐懼，我看了也很憂心。
我自問：「如果她一輩子都不會痊癒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答案是，結為夫妻就是一輩子的承諾，她曾經一路陪著我走過前半生的奮鬥歷程，接下來的下半生，就算她永遠都不會痊癒，我也會陪著她，讓她可以和我一起，平平安安地走到人生的盡頭。
我開始計畫未來的日子要怎麼過下去。
憂鬱症有時看不見盡頭 照顧者一定要向外求援
當時我仍在科技部任職，因為時間非常接近總統大選，我不希望讓內閣變動影響到選舉結果，打算計畫大選過後就立刻辭職，好好在家專心照顧素梅。
沒想到，大選一結束，緊接著是COVID-19疫情爆發，台灣社會一下子面臨了嚴峻的防疫挑戰，善用科技協助防疫是一等一的大事，在道義上，我無法在全民需要科技協助的關鍵時刻，驟然離開。
那段時間，我可以說是好幾頭蠟燭一起燒。不管是年底將屆，或是進入防疫期，政務工作都比平時要忙碌許多。我將自己的身心狀態做了切割，工作上盡力讓自己一切如常進行，每天上班就打開工作開關，把家裡的事都藏在心裡；下班就關掉工作模式，打開照顧開關，閱讀憂鬱症照護資料，陪著素梅吃藥、吃飯、散步，雖然心力交瘁，一心只想著，一定要把她救回來。
科技部很少人知道素梅的病況，唯有機要祕書麗玲明白我的難處。我無法再像之前一樣，從早上8點到晚上8點拚命工作了。我請秘書盡量將行程妥善安排，讓我可以準時下班，也盡量排除各種應酬，每晚下班後就馬上回家。
但是，平日白天怎麼辦？原本想要請看護支援，但是病中的素梅非常怕生，我也擔心她不適應跟陌生人相處，正在煩惱時，學中拜託了住在台南的親家母北上，白天陪伴素梅，下班後換我來守著她。若是晚上有排不開的應酬，我就拜託素梅的妹妹素芳下班後過來陪伴她。
憂鬱症患者的照護者，一定要懂得向外求援，不能自以為堅強，也不要擔心麻煩別人，盡量向外求援。這是一場可能看不見盡頭的馬拉松，你必須加強補給，每一隻伸出救援的手，都能幫助你再撐得更久一點，跑得再穩一點。（相關閱讀：寫給憂鬱的朋友們 鄧惠文：瘟疫不是病人的錯，憂鬱症也不該是）
太太只有我能照顧 無法哭笑依然是摯愛寶貝
就這樣，靠著意志力和親戚、朋友、同仁的協助，終於撐到蔡英文總統連任。在五二○就職典禮前，我也總算能公開說明自己的辭意。
當時，立法院、媒體朋友、行政院同事都不相信我真的會離開內閣，外界覺得我的仕途一片大好，正用盡全力驅動台灣科技業的發展，尤其是人工智慧（AI）的躍進，怎麼可能堅決辭去部長的職位呢？
事實上，我天天看著素梅在憂鬱症的藍色流沙裡掙扎，而我只能站在流沙坑旁心急如焚，用盡各種方法想要拉回她，卻束手無策；眼看著她一步步下陷，那種焦急與失落，是無以名狀的痛苦。
我的長官行政院長蘇貞昌在公布新內閣名單的前一天，還特別找我到辦公室懇談，問我真的不能留任嗎？我告訴蘇院長，在這種情形下，我無法用最佳戰力來為國家和社會做事，還是必須讓我離開才行。
「你一個人照顧太太，太辛苦了。」他嘆氣：「要不要找個專業的看護來照顧她？」
我搖搖頭說：「部長有很多人能當，但是我的太太，只有我能照顧。」
我很感謝蘇院長最終能玉成，讓我順利離開科技部長的職位。
內閣總辭之後，我歸建台大，立刻請了一年休假。回到家，我望著不哭不笑、日漸消瘦的素梅，握著她的手，說：「我回來了。」
原本能言善道的素梅已經很少說話了，她一臉怔怔的，無法表達情緒，只問我：「如果我一直好不起來，怎麼辦？」
「如果妳不會好也沒關係，我會永遠陪著妳。」我說。
是的，就算妳永遠不會好，我也會堅守當初攜手走向結婚禮堂時的承諾，永遠守護著妳，因為妳是我一輩子的寶貝。
（本文摘自王素梅、陳良基著，《牽手就不放手：我們一起穿越憂鬱流沙》，時報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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