瑞典人不靠子女照顧，人人都有權利安心變老

文／陳莞欣  圖片來源／《第二人生：迎接熟齡新社會運動》，遠足文化出版。

「如果媽媽活在瑞典，離開前最後一段日子應該可以在家終老，不必為了孩子搬到不熟悉的城市。」談起癌症過世的母親，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楊佳羚說，只是短短7個月的照護時間，就足以讓她和父親深刻體會照顧者的艱辛。

為了配合女兒的工作和治療，父母從台北老家搬到高雄。沒有了熟悉的鄰里關係，父親平時除了上市場買菜，大多只能在家看電視。母親因為身體不適，夜裡總是輾轉難眠。擔心另一半的父親，也幾乎24小時無法闔眼。而政府補助的居家照顧服務每月都有時數上限，很難真正滿足家屬的需求。

如果媽媽人生最後一段日子是在瑞典度過，全家人的生活會有什麼不同？在瑞典留學5年，擁有隆德大學社會學博士的楊佳羚說，每個瑞典人，都有權利在自宅安心老去。即使功能退化，也不用仰賴子女、老伴照顧，享有老年的尊嚴。

住宅不是商品，每個生命階段都能找到最合適的家

瑞典的住宅政策規定，只要和住宅法人簽約，就可以一輩子住在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。隨著年齡增長，居住需求不同，也可以登記換屋。其中老人住宅分為55+和65+兩種型式，內有完整的無障礙設施，提供55歲和65歲以上的住戶登記。

瑞典的社會住宅外觀。（楊佳羚／攝影）

老人住宅頂樓設有織布房，供居民社交休閒。（陳欽春／攝影）

楊佳羚 指出，瑞典人視居住權為人人都該享有的基本權利，住宅不應該是商品。除了可買賣的私人物業，也有不少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。許多瑞典人終其一生都未買房，而是隨著生活狀態的改變，搬進不同類型的房子。如果開始出現失能狀況、需要24小時的照顧，也有提供全天候服務的特殊老人住宅。

「我的瑞典朋友說，她寧願把錢拿去旅遊，而不是繳房貸。」楊佳羚指出，台灣人喜歡買房，將房子視為一種投資、留給子女的財產，最好能三代同堂。但在瑞典，家長通常不會和成年子女同住。

她舉例，一個朋友的小叔曾在 等候入住社會住宅期間搬回老家，和媽媽一起生活。結果生活磨擦不斷，媽媽受不了兒子，兒子也受不了媽媽，「瑞典人不喜歡和成年子女住在同一個屋簷下。」

親子不同住，獨立卻親密

瑞典的高中生畢業時，無論男女都要戴上海軍帽、舉行盛大的遊行慶祝成年。接著就搬出家裡，住進大學城附近的社會住宅。即使是身心障礙的孩子，18歲之後也會離家獨立生活。

楊佳羚指出，對瑞典人而言，和雙親同住是種「萬不得已的選擇」。和媽媽一起住的成年人，甚至會被稱為「mambo」（意指「與媽媽同住的人」），發音和意思都近似於中文的「媽寶」，是一種國家社福政策出現問題、住宅供不應求時才會引發的異常現象。

不過，沒有住在一起，並不代表瑞典的親子關係疏離。楊佳羚觀察，不少瑞典朋友會每天打電話給父母，關心他們的生活。她在斯德哥爾摩學瑞典文時，認識了一位80多歲的奶奶葛麗泰。葛麗泰在老伴過世後，一個人經營家中的民宿。兩個兒子就住在附近，孫子也不時來和奶奶聊天。甚至連已經離婚的前媳婦，都還經常來找葛麗泰喝咖啡呢！

在瑞典，兒孫常來探望，獨居者也不孤單。（楊佳羚／攝影）

在台灣，已婚子女和父母同住的比例不低。但維繫這種家庭型態的可能並非情感，而是務實的照顧需求：子女需要爸媽帶孫，爸媽老了需要子女照顧。相較之下，瑞典公部門提供完善的托育政策和居家照顧服務，兩代之間反而可以維持獨立卻不失親密的距離。

老人失能，國家照顧生活，家屬照顧心情

在瑞典，誰來照顧年邁、失能的長者？

楊佳羚指出，瑞典各地的市政府提供相當具彈性的居家服務。以葛麗泰的例子說明，平時她可以自己烹飪、自理生活，一週只需要1-2天的送餐服務。有陣子因為眼睛、膝蓋退化，需要更密集的居家照顧。待開刀完之後，又回到一週2天的頻率。

在瑞典，居家服務和照顧的範圍很廣，買菜購物、打掃煮飯、洗澡穿衣，從日常家務到輕度護理都在服務範圍內。如果有需要，居服員一天可以造訪案家8-10次，甚至早晚都去。

居服員工作站前停有讓居服員夜間出勤用的公務車。（楊佳羚／攝影）

為什麼居家服務可以如此廣泛又深入？楊佳羚解釋，瑞典居服員受聘於市政府，福利好又有完善的在職訓練。此外，瑞典城市的住宅距離相近，通常騎腳踏車10-15分鐘就能抵達下一個案家。例如，居服員可能在上午抵達A老人家協助洗澡，1小時後到B老人家打掃，接下來又回到A老人家煮午餐。下午，先買好C老人需要的生活用品，再回到A老人家協助他吃點心。

有了居服員的協助，瑞典人即使年紀大了，仍能維持獨立的生活。但子女也非就此「放生」爸媽。瑞典的學術研究指出，在南歐、亞洲等強調家庭主義的國家，家屬提供失能者的通常是近身的照顧。例如協助用餐、沐浴、如廁等。但在瑞典，家屬負責的多是情緒和生活上的陪伴：聊天、幫忙買手機、付帳單、領處方籤用藥、諮詢醫師的意見等。

除了居服員以外，瑞典也有失智者日間活動中心、短期照顧中心和提供24小時照護的的特殊老人住宅。家屬可以根據長者各階段的需求，選擇不同類型的服務搭配使用。此外，瑞典受薪階級勞動條件良好，多數人到4、5點就可以下班去接待在機構的父母，不必擔心工作、家庭蠟燭兩頭燒。
 

在瑞典的失智老人日間中心，舊海報、回憶寶盒是刺激老人記憶的好道具。（陳欽春／攝影）

從小到老都活的快樂健康，長照費用自然減少

楊佳羚指出，瑞典人的平均壽命長，老人失能的比例卻很低，臥床天數也遠短於台灣。除了環境乾淨、勞動條件好以外，他們也從年輕時開始積極的投資自己的健康。

在瑞典，雇主每年必須支付一筆費用，讓員工可以積極的管理自己的健康。像是為雇員支付參加健身房的費用、讓雇員在上班時間內去運動、上氣功課等。因此，瑞典人從小到老，都有健身的習慣。不論風吹、雨淋、下雪，路上都可以看到慢跑者的身影。

此外，瑞典早在19世紀時就有自組社團的傳統。為了讓不能上學的小孩、平民學習知識，民間自發性的成立讀書會、運動社團的風氣相當盛行。時至今日，許多老人都會自發性的參加好幾個民間組織或社團。楊佳羚笑說，一個活躍的瑞典老人，可以同時參加好幾個社團：編織社、人聲合唱團、撞球社、爵士樂團……。她自己參加的空手道社，就有好幾個教練是精神矍鑠的老爺爺。

除了鼓勵老人自組社團，瑞典的老人聚會中心也舉辦各種活動。例如和居服員合作，帶無法自行出門的老人外出、協調自然保護協會舉行戶外踏青活動等。相關研究顯示，參與社交活動的老人，身心狀態更好。聚會中心花費不多，卻能有效減緩老人失能和退化的狀況，也削減了可能的長照費用，為國家和個人創造雙贏。

清靜的自然環境與良好公共交通讓瑞典老人可以出外踏青。（楊佳羚／攝影）

向瑞典經驗學習，台灣可以做什麼？

瑞典過人的福利制度，奠基於它獨特的稅制基礎。楊佳羚以自身繳稅經驗為例，即使是薪水不高的博士生，都要繳31％的所得稅。隆德大學的教授們，更是稅率高達50％以上。

沒有超高的所得稅率，瑞典老人幸福生活的願景，在台灣有可能實現嗎？楊佳羚分析，台灣的所得稅率其實並不低。若以國家的稅收來源比例來看，個人所繳交的所得稅甚至遠高於企業所繳的營業所得稅。

她建議，現行稅制的改革最重要的並非調高個人所得稅率，而是將營所稅從現行的17％恢復至先前的25％、增加資本利得的稅收，如遺產稅、證交稅等「富人稅」，並且減少缺乏效益的津貼補助，就能為台灣的長照規畫增加不少財源，甚至讓每個老人都拿到8千塊的基礎年金。

此外，楊佳羚也指出，瑞典稅制規定，所得稅繳給地方政府，營所稅繳給中央政府；台灣則正好相反。然而，所得稅歸給地方，才能讓地方政府有足夠的資源服務當地民眾，同時積極創造在地的工作機會。例如，老人照護工作就相當適合由當地人從事。

楊佳羚觀察，瑞典和台灣最大的差別在於，台灣因為政府做的太少，民間力量反而相當蓬勃。在地方社區，有心者可以做非常多事：食物銀行、關懷獨居老人、改善鄰里治安、為長者上課、舉辦活動、煮飯共食等。當中有不少義工是沒有工作的婦女。

「你想想，要是這些無償奉獻的義工都是有酬的工作，可以創造多少就業機會？」她分析，如果能仿效瑞典的在職訓練制度，讓二度就業的婦女接受長期培訓，她們會是很好的居服員或長照人力。不只創造工作機會，又解決長照人力不足的問題，一舉兩得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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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/09/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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